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区域城乡结构等等。结构性问题从来都是整体性问题，事关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的新动力。

　　当前我国结构变迁进入一个深层次状态，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明显

　　结构性改革需要一种整体性思维，针对整体状况推进改革。借用中医学理念，就是基于整体、个性的辨证施治。结构性改革，既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治疗”，也不是有什么病治什么病的“辨病论治”，而是从整体把握问题（病症）产生、形成和演变趋势，抓住本质，并放到特定环境、条件下来辨证施治。结构性问题是整体性的，不是局部性的。结构性改革需要辩证思维。

　　从整体来看，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前，我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800美元。结构变迁就像人的成长，这个时候进入青年阶段，不仅仅身体在长，而且生理、心理、精神各方面都在成长变化，从单一长身体到人整体的成长。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对我国的影响与我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呈现出不对称性的变化。结构变迁随之进入一个深层次状态，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关联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人长大了，需要强壮的骨骼、成熟的心理和健全的精神来支撑。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如此。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到现阶段也变了，从追求规模转向更注重质量，从追求速度转向更注重效率，从物质财富积累转向精神文化积淀。这意味着我国的结构性改革进入了新阶段。不仅改革的目标不同了，改革的条件、路径也变了，改革的方式也要相应调整。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目标来看，当前的改革实质上是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更加凸显基于整体性的辨证施治，重塑国家治理结构。

　　供求关系的结构性扭曲非解决不可，富有新内涵的结构性改革再一次嵌入到我国结构变迁之中　　结构变迁进入新阶段，发展动力明显减弱了。这是为什么？从历史的角度和整体的视野来观察，其根源是结构性改革没有跟上，发展偏向于经济增长，改革偏向于政策替代，结构变迁所需的改革力量明显不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3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2008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已经暴露出结构变迁缓慢、结构性问题加剧、发展动力减弱等问题，但过于强大的政策刺激把这些都掩盖了，前期政策至今仍在消化，形成了“三期叠加”（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的格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的号角，确立了新的改革目标，明确了新的改革任务。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召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展开，富有新内涵的结构性改革再一次嵌入到我国结构变迁之中。但毋庸讳言，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也大大增加，改革空转打滑的现象也未能避免。这给基于整体发展，推动结构变迁的结构性改革平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改革打滑的风险明显增大了。

　　从我国当前经济运行来观察，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总量性矛盾，而是结构性脱节，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不匹配。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消费结构快速升级。而我国的供给结构却没能“与时俱进”，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与土木投资相关的生产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有色金属等等；而与消费相关的生产却是平庸凝滞，创新不足，精品不多，大量消费外流。当前消费外流规模达到1万亿人民币，若考虑教育消费、医疗服务消费、保健消费，则消费外流规模更为惊人。这说明经济运行中的供求关系出现严重的结构性扭曲。

　　对于这种结构性扭曲，靠“打针吃药”的常规宏观调控手段解决不了，而且有的就是政府自身造成的，如与投资相关的投资品产能过剩，必须是“伤筋动骨”的结构性改革。可惜的是，由于长期受“三驾马车”短期调控理论的误导，一直把重心放在短期刺激政策方面，而对基于整体的结构性改革认识不到位。当前经济中的扭曲，只是一个病症，病因在政府与市场、社会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治理结构有些问题，核心在政府治理不到位。这只有靠结构性改革才能解决。

　　提了多年的转方式、调结构，之所以成效不显著，就是结构性改革的力度不够。投资、金融、国资、财税、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主要靠部门在推动，没有纳入政府与市场、社会以及中央与地方这个国家治理结构当中来通盘考虑，顶层设计不到位，一些基础性制度问题没统一解决，而部门又解决不了，改革有时绕着走，导致经济中的病症不断加重。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超越经济思维，树立治理思维，将基础性制度问题纳入结构性改革整体框架之中

　　从经济增长到全面发展，新时期的结构变迁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也不只是经济建设，而是“五位一体”。这需要提升整体思维，超越经济思维，树立治理思维。结构性问题可能表现在各个领域，但成因却往往是跨领域的。这需要打破部门分工改革的传统格局，抓住一些基础性制度问题，从国家治理结构整体来考虑，加快结构性改革。

　　当前，至少有如下基础性制度问题迫切需要纳入结构性改革整体框架之中：

　　一是产权制度问题。这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长期受所有权与产权混淆不清的影响，我国产权制度改革长期被误导，要么认为是私有化，要么认为这不是个问题，无须改革。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国家，产权制度的构建任务十分艰巨。国企国资改革（包括国有金融资产）、生态文明建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产权关系、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科教文卫的微观基础构建、公益性投资的鼓励和保护、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如此等等，都与产权制度关联在一起。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交给任意一个部门都无法解决，竖立其上的各种体制问题任何部门也无法真正推进。

　　二是事业单位体制问题。事业单位不是经济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属于政府办的社会公益性组织。显然，这是政府与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这是我国特有的一个问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延续至今，其体制框架一直未变。当前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医疗卫生体制、文化体制等等，都是事业单位体制这一根藤上的果。这根藤是什么样子，这根藤上的果就是什么样子。当前，教科文卫体制改革艰难，难就难在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事业单位体制涉及上述体制的微观基础，也就是事业单位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定位。这关系到4000万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如何调动的问题，也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科教兴国、创新驱动、社会活力、民生改善都与此紧密关联。

　　三是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国，人多地广差异大，两个积极性一个不能缺。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其间也做过多次“放权-收权-放权”的调整。“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个原则从计划经济时期到现在一直未变。面对新的结构性改革——重塑国家治理结构，这个原则如何注入新的内涵，是一个基础性体制问题。由于国家与地方两个层面的治理难以界分，治理与管理都没有到位，不但导致行政效率难以提升，也使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难以理顺。如何调动地方、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是当前结构性改革面对的新课题。

　　四是市场、社会管理的制度基础设施。管理制度的有效性依赖于制度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好比一座城市的功能取决于城市地下管廊、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我国制定颁布的法律之所以不少在“睡觉”，原因即在于此。从“法制”到“法治”，制度基础设施是关键。如政府会计制度、政府资产负债表、中期预算、涉税信息系统、人口流动信息系统、征信系统、不动产登记系统、金融工具登记系统、企业及社会组织的登记系统等等，有的还没建立，已经有的也多是条块分割，没有联通，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相关法律、制度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