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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期待“二次开放红利”

2016-04-20

  记者采访的多位权威专家表示，当前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改革也步入深水区，亟待推动“二次开放”，以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为路径，以服务贸易及服务业开放为重点，创造“二次开放红利”，带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扩大对外开放与新一轮全球自由贸易形成交汇，要从工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一次开放”转向服务业开放市场为重点的“二次开放”。 　　具体而言，“一次开放”是在国际上处于制造业全球化以及国内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为起点，以加入WTO等全球治理机制为路径，以货物贸易和制造业市场开放为重点，实现经济增长、一次转型和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等目标。“二次开放”则是以国际上服务业全球化以及国内工业化中后期为起点，以全面实施自由贸易战略为路径，以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二次转型、积极打造更有效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为目标。 　　迟福林表示，“十三五”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拐点。未来5年，我国经济转型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我国开放型经济新格局与全球新一轮自由贸易进程呈现历史交汇。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全球自由贸易进程明显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对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的依赖性明显增强。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国开放的特点、重点都发生明显变化。 　　如何看待“二次开放”？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表示，一方面，以国际贸易、投资等衡量，中国在大型经济体中开放程度是很高的。因此，“二次开放”是在较高开放程度基础上的进一步、更深入、更全面的开放。另一方面，中国原有开放型经济存在一些失衡、短板、低质方面的问题，例如出口竞争力在商品和服务两方面的不平衡、国际分工处于价值链低端、资源环境代价大、经济附加值低等。因此，“二次开放”必然针对这些问题对原有的开放战略和路径做出调整。 　　在梁国勇看来，中国目前的产业开放格局是入世所奠定的，其能带来的增量收益已经很有限。同时，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国经济仍有很大的开放空间。对中国而言，“二次开放”意味着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有序、深入推进。 　　推进“二次开放”首先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创新，加快自贸区建设是重要的路径。梁国勇表示，“二次开放”要求实施更积极主动的自贸战略，从现阶段看，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RCEP等关键区域协定的推进尤其重要。此外，“一带一路”无疑是推动中国经济平衡开放的“大招”。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表示，可以预见，今年我国将进一步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紧推广复制成功的自贸试验区经验，进一步优化自贸区布局，做好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实施工作，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协定的早日生效，加快推进中日韩等自贸区的谈判等。 　　迟福林认为，首先，要以服务贸易为重点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到2020年，力争使我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达到20%左右。二是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国内自贸区建设。应当说，目前自贸试验区在率先服务贸易开放方面尚未有大的突破，甚至仍是一个“短板”。第三，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双边、多边、区域性、全球性自由贸易进程。适应快速上升的全球服务贸易需求，有序推进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打破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管制，成为扩大服务贸易、加快自由贸易进程的重大任务。 　　他建议，“十三五”时期，应当把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的重点，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共建自由贸易区网络，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打破对我国的服务贸易壁垒；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推动服务业企业“走出去”，在积极参与新一轮全球化与国际分工中做大现代服务业，培育服务业领域竞争的新优势；推进中国与欧盟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以加强服务贸易合作为重点，深化中欧服务业领域的合作共赢，争取“十三五”中欧自贸区建设有实质性突破。 　　据迟福林测算，如果“十三五”我国加快服务贸易开放和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使服务贸易实现14.5%至17%的增速，那么将有效释放“二次开放”的红利：到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将达到约20%，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将提高至约10%，传统服务贸易和现代服务贸易均衡发展的贸易结构基本形成。

城镇化激活新机遇 中国房地产行业进入转型周期

2016-04-17

城市群构建大格局 城镇化激活新机遇     医疗保健、智能家电、节能环保等产业前景广阔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发布给城镇化道路指明了大方向。分析人士认为，规划的亮点在于强化城市群建设，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推动区域一体化建设。房地产 相关公司股票走势     中信证券10.28+0.050.49%行业仍有发展机会，但受供需关系的改变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逻辑影响，房地产业转型是大势所趋，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发生变化。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期待房地产调控政策松绑以刺激经济并不切实际，投资者要看到房地产业将步入转型周期。此外，产业在区域间布局的优化是城镇化的影响之一，这将带来新需求和新机遇。     以点带面做大城市群     分析人士认为，新型城镇化十分重视城市群建设，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并强调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的推动下，各具特色的城市群经济带有望加快形成。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轴线上城市群和节点城市为依托、其他城镇化地区为重要组成部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     规划还提出，特大城市要适当疏散经济功能和其他功能，推进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向外转移，加强与周边城镇基础设施连接和公共服务共享，推进中心城区功能向1小时交通圈地区扩散，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都市圈。     分析人士称，新型城镇化要重点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城市群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此前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就提出，我国已经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     其中，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将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重要增长极。目前，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2%，而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8.5%、44.8%。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加快，中西部地区推进城镇化的空间巨大。成渝、中原、长江中游、哈长等城市群预计将加快发展，成为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在东部地区城市群的优化升级中，京津冀协同发展空间相对更大。中信证券分析师陈聪认为，环北京区域是国内极少数低起点、大空间，可能出现跨越式发展的区域。京津冀从来没有形成真正的城市群，而是形成了两个孤立的大都市。行政区域边界限制了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而功能中心的过分重叠使得核心城市对周边区域有巨大的虹吸作用，却少有正辐射。这种状况非但造成了环北京区域发展相对缓慢，也造成了北京本身承载能力已接近极限。     三行业需求有望提升     新型城镇化强调走以人为核心的道路，新兴城市群的崛起必然需要新的产业支撑。分析人士称，东部地区的产业需要转型升级，中西部需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附属城市则要承接中心城市剥离出来的部分功能。     规划提出，沿海中心城市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层次，延伸面向腹地的产业和服务链，加快提升国际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内陆中心城市要加大开发开放力度，健全以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体系，提升要素集聚、科技创新、高端服务能力，发挥规模效应和带动效应。区域重要节点城市要完善城市功能，壮大经济实力，加强协作对接，实现集约发展、联动发展、互补发展。     规划还提出，中西部城镇体系比较健全、城镇经济比较发达、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重点开发区域，要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引导有市场、有效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向中西部转移，吸纳东部返乡和就近转移的农民工，加快产业集群发展和人口集聚，培育发展若干新的城市群。     分析人士认为，产业在区域间布局的优化是城镇化的影响之一，更重要的是带来新的需求并给相关产业带来发展机遇，新支柱产业对于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更为关键。     申万分析师李慧勇表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将带来三大行业需求的提升，一是房地产业，二是环保、清洁能源、路桥、公用事业、医院、学校等相关基础设施，三是金融中介。他认为，中国过去的城镇化可以归结为东部的城镇化、大城市的城镇化、工业推动的城镇化、就业的城镇化，是一种半拉子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更加强调市民化，更加强调以人为本，这使得新型城镇化本身集目的手段过程于一体，是一种高成本的城镇化。     有分析人士指出，房地产的黄金十年不会再次重演，不能将房地产业作为下一轮经济发展周期的支柱产业，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需求转好和景气回升的预期可能会落空。     房地产进入转型周期     实际上，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市场对于房地产调整政策松绑的预期正在逐渐发酵。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的房地产调控其实是有保有压，进一步宽松的迹象还没有显现，继续以房地产投资刺激经济并非明智之举。未来十年，房地产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依然会存在，但逻辑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不是单纯房地产开发，更重要的是存量房品质的提升。这意味着房地产拉动的下游行业发生了重要转变，而背后最根本的推动力是人们对于生活品质要求的提升。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表示，中国城镇人口的平均住房面积达到30平方米，已经超过了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水平，这意味着房地产的存量已经供应过剩，房地产行业已经迎来拐点，黄金十年的传奇难以续写。     她指出，部分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已经开始拐头，部分大城市的房价由急涨转为慢涨，甚至停涨，一些条件不太好的小区房价会出现回落。“有的时候是变相降价，比如新建楼盘的价格跟旧楼盘差不多，但房子的品质大为提升。”     她认为，未来十年，房地产行业进入转型升级的调整周期，行业依然会有所作为，但表现不再是急切地盖房子，而是更好地规划小区的功能，加强社区服务，改善居住环境，房屋更加节能环保，而室内的装修则更加智能化。与房地产行业转型相伴随的是消费拉动作用的增强和第三产业的崛起。     分析人士称，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目前的水平约为46%，未来将达到60%-70%的水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医疗保健、婴幼儿、智能家电、节能环保、绿色食品等产业在未来十年依然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经济转型必然伴随着传统制造业的衰退，但是无烟工业将会崛起。虽然这意味着增长速度的放缓，但相关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会更多。”林采宜表示，当前经济面临的并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不同产业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楼市进入新一轮调整期：一线降温 二线成生力军

2016-04-05

 楼市正进入新一轮调整周期。受上海、深圳等地收紧房地产政策影响，此前上升势头强劲的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明显降温。上海佑威房地产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3月28日至4月3日当周，上海市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28.36万平方米，环比前周下跌60.44%；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32916元，环比前周下跌3.42%。 　　与此同时，一线城市周边和部分重点二线城市成为此轮涨价生力军。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数据显示，3月重点监测的100个城市房价数据显示，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11303元，环比上涨1.9%，连续11个月上涨，涨幅较上月扩大1.3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涨幅位列前十位的城市中，一线城市仅有上海与深圳，分别排在第五位与第八位。数据显示，3月百城(新建)住宅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为60个，较上月减少1个。涨幅前十名分别为东莞、惠州、苏州、昆山、上海、中山、合肥、深圳、保定、南京。其中，广东东莞、广东惠州、江苏苏州分别以6.72%、6.05%、5.79%的涨幅领跑全国。 　　从成交面积看，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最新报告显示，2016年3月，重点监测的30个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2563万平方米，环比增长133.0%，同比增长82.9%，创历史月度成交最高水平。具体来看，30个城市中，除深圳略有下跌外，其余29个城市的成交量均出现环比增长态势。杭州环比增幅为30个城市最高水平，达到322.1%，天津次之，增幅达到260.7%。 　　中原地产市场总监张大伟表示，在政策收紧的影响下，一线城市投资门槛提高，金融资金便转向有发展空间的二线城市，提早进行布局。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在一线城市暴涨的带动下，部分城市出现了恐慌性交易，且一线城市率先收紧，部分购房者担心二线城市后续也会收紧政策，因此购房交易热度很明显，带有很强的“抢收”特征。

新增不动产首次允许纳入抵扣

2016-03-21

李克强总理3月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将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此外，允许将新增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增加进项抵扣，加大企业减负力度，促进扩大有效投资。预计今年营改增将减轻企业税负5000多亿元。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允许新增不动产纳入抵扣加大了减税规模，释放企业活力，成为拉投资、稳增长利器。 　　作为此次营改增减税的主力，不动产纳入抵扣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这意味着通过外购、租入、自建等方式新增不动产的企业都将因此获益。 　　自2009年起,全国实施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的改革，但只允许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抵扣，不动产不能抵扣。“继上一轮增值税转型改革将企业购进机器设备纳入抵扣范围之后，本次改革又将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今后，无论是制造业、商业等原增值税纳税人，还是营改增试点纳税人，都可抵扣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财政部相关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斌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比如新建一个厂房，投资一个亿，如果税率11%，就可以抵扣1100万元的税款。”即不含税价格1亿元，税率11%，进项税额1100万。支付给房地产企业的总共价税合计11100万，其中计入固定资产原值1亿，计入进项税额1100万。 　　专家表示，我国2009年开展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的时候，一方面担心财政减收，一方面担心固定资产投资过高,担心在经济高涨的时候进一步火上浇油，因此只允许抵扣机器设备,没有允许不动产抵扣。而当下允许新增不动产抵扣，实际上是释放了鼓励投资的明确信号，是一个重要的宏观政策措施。张斌表示，投资中的税负大幅下降肯定是利好。 　　上述财政部相关司负责人也表示，将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比较完整地实现了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有利于扩大企业投资，增强企业经营活力。 　　当然，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全面实施营改增，除了规定将新增不动产纳入抵扣外，还明确从今年5月1日起，将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实现货物和服务行业全覆盖，打通税收抵扣链条，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升级。 　　据悉，营改增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将适用11%的增值税税率，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适用6%的增值税税率。据测算，四大行业涉及的纳税人总数近1000万户，是前期营改增试点纳税人总户数的近1.7倍，年营业税规模占原营业税总收入的比例约80%。 　　会议还规定，新增试点行业的原有营业税优惠政策原则上延续，对特定行业采取过渡性措施，对服务出口实行零税率或免税政策，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对此，专家表示，营业税优惠原则上保留是为了保证试点行业税负稳定，营改增后如果没有这些优惠，企业税负可能上升，这些过渡性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全部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营改增是深化财税改革的‘重头戏’，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营改增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特点，在整个经济层面影响大、范围广，牵一发而动全身。”上述财政部相关司负责人表示。 　　“通过营改增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是财税领域打出‘降成本’组合拳的重要一招，用短期财政收入的‘减’换取持续发展势能的‘增’。”上述财政部相关司负责人表示，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实现了增值税对货物和服务的全覆盖，基本消除了重复征税，打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促进了社会分工协作，有力地支持了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 　　我国自2012年1月1日起开展营改增试点以来，二、三产业增值税抵扣链条打通，促进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数据显示，营改增以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步提高，由2012年的45.5%逐年提高到2015年的50.5%，超过工业、农业，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且占据半壁江山。 　　对于今年5月1日全面推开的营改增改革试点，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解释了改革后为何仍叫“试点”。他指出，原来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造成一定扭曲，包括企业行为和财务方面的扭曲，因此改革中采取了不少过渡措施，全面推开后是一种全面的试点。

一线楼市“场外配资”助长投机潮

2016-03-03

2014年至2015年，种类繁多的杠杆工具催生了A股市场巨大的泡沫，如今，熟悉的一幕似乎正在局部房地产市场重演。《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从深圳、北京等房价大幅上涨的一线城市采访了解到，包括自买自卖转按揭、众筹炒房等通过杠杆手段进行房地产投机的现象正在出现。尽管目前整个房地产市场风险仍然可控，但业内专家认为，针对一线楼市的投机行为，应当及时调控，抑制过度投机。 　　2015年深圳新房成交面积暴涨65%，成交价格暴涨47%，单价突破4万元/平方米，成为全国楼市“领头羊”。记者调查发现，与以往中介炒房、合伙炒房等传统手段相比，去年以来深圳炒房出现了新手法、新特点。其中包括自买自卖转按揭，即先通过担保公司的过桥贷款还清房贷，之后去另一家银行按涨价后的房价办理房产抵押贷款，套出70%的房款。这种炒楼方式相当于自买自卖，在没有购房者接盘的情况下，反复套利，扩大了炒房者的头寸。2015年，炒房者周先生将深房传麒山小区一套房产，通过3次转按揭操作，以抵押贷款的方式从银行套出“利润”约500万元。周先生表示，一旦房价下行，他就把房子扔给银行，“反正已经赚了500万”。 　　另一种则是众筹炒房。2015年，二手房众筹平台拼房网在深圳上线，该平台针对想要购房，资金周转又暂时存在困难的个人，通过众筹方式完成房产购买，最低的投资金额仅为1000元。目前该平台已经进行了9套房产的众筹。认筹金额从50万至180万元不等，认筹人数从8至42人不等。其中百仕达小区一套46平方米的房屋持有4个月，出售后净赚45万元，收益率达到77%。搜房网也推出类似的众筹平台，累计完成87个房产众筹项目。 　　第三种途径则是通过互联网金融炒房。去年以来，很多机构均推出了高成本的互联网金融产品——“首付贷”。以搜狐和搜易贷联合推出的“首付贷”为例，在无抵押贷款的情况下，“首付贷”最低可贷1万元，最高可以贷到房屋总价的20%。其流程是，平台把“首付贷”包装成年化收益率8%至12%的P2P产品，然后对外发售。据了解，目前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一成首付”的“首付贷”产品。 　　在北京，记者走访发现，目前链家门店依然可以为购房者提供“首付贷”、“税费贷”和过桥资金服务。业务员表示，“首付贷”和“税费贷”不是链家提供的，而是由某银行提供，链家作为居间方，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其中，税费贷的最高额度是30万元，首付贷最高额度是房款的百分之十，利率都是年化5.5%，期限有三年、五年两种。如果资金缺口大，也可以一起贷。操作流程则是买房者先和链家签合同，链家收取手续费，之后链家业务员带购房者去和银行签合同。申请“首付贷”、“税费贷”不需要任何抵押，只需提供购房者的资信情况、身份证明、银行流水、收入证明等材料。 　　专家认为，炒房者借助转按揭、众筹、P2P等“加杠杆”手段，使得限购政策、银行差别化信贷政策等控制过度杠杆的“防火墙”轻易就被突破。过度杠杆化则可能驱使一些收入较低或不稳定人群、高风险倾向人群涉足住房融资，容易产生“次级贷款”，加大房地产金融风险。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杠杆在房地产交易的作用已经显现，现阶段短期内的暴涨便是加杆杠的结果。“虽然杠杆的运用并不会改变市场的趋势，但其带来的爆发性释放，将大大缩短走势变动的幅度，例如原本需要半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涨幅，也许1个月或几天就会达到。”他说，“现阶段的楼市状态有些像2014年底、2015年初的股市，本应逐步上涨，但快速进入疯牛状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则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楼市要分类调控，分地方施策。现在所提及的火爆市场主要是几个热点城市，全局来说还是应该支持税收、财政政策、金融政策适当地加杠杆。增加杠杆，就是现在降低资本金比例，降低首付。而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则没有可比性，应该赶快施行定向调控，抑制投机。 　　尽管目前楼市高杠杆投机并不普遍，不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但业内人士表示，应当对一线城市楼市精准调控，适度降温。深圳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王峰表示，短期投机需求主要是靠杠杆。因此，当前最立竿见影的措施，就是金融部门快速地行动起来，从管控风险的角度，实行差别化信贷政策，适度收紧信贷，防止投机需求过度利用金融杠杆炒房。人行深圳中心支行则表示，商业银行应加强贷款人资质审查，对于利用首付贷的贷款申请，应拒绝受理。此外，P2P及小额贷款公司主管部门应做出明确规定，禁止相关机构发放用途为购房首付款的贷款。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飞鸿集团2016开工动员大会

2016-03-01

2016年2月26日，山东飞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6开工动员大会在公司会议室隆重召开，全体公司领导以及大部职工共120余人参加了会议。

楼市又出新利好！最受益的是这些城市

2016-02-20

楼市再出新利好。2月19日下午3点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契税政策     （一）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下同），面积为9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契税。     （二）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面积为9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2%的税率征收契税。     家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是指已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购买的家庭第二套住房。     二、关于营业税政策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     三、关于实施范围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暂不实施本通知第一条第二项契税优惠政策及第二条营业税优惠政策，上述城市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仍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39号）执行。上述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适用本通知全部规定。     本通知自2016年2月22日起执行。     点评：     1、整体而言，此次减税措施只能算一个中等规模的利好，因为毕竟契税占房价的比例不高。     2、对豪宅市场的让利，其力度超过普通住宅（很多城市的普通住宅此前都已经执行1%的契税了）。目前各地豪宅的契税一般是3%，新政后相当于打5折。个别城市，比如长沙此前豪宅契税比例是4%，此次减税力度更大。     3、一线和二线城市的豪宅受益更多，因为这里的房子金额更高。但一线城市受到限制，除非你的首套房是豪宅。但假如一个深圳户籍家庭，正好有刚刚成年的子女，用子女的名义购买首套房，直接买豪宅，2000万的房价，可以节省30万的契税。当然，在二线城市就更简单，即便第2套房子是豪宅，也一样可以获得契税减免。     4、一线城市里深圳的豪宅市场可能最受益。因为一线城市里深圳限购门槛最低，非户籍常住人口只要1年社保就可以购房，北京要5年。如果过江龙希望进入深圳炒豪宅，显然比进入北京、广州、上海便捷。     5、关于营业税，北上广深此次没有突破，需要执行的是去年330新政的措施，具体来说是：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     6、整体而言，此次税收新政将对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将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其豪宅市场，刺激作用或会比较明显。这证实了此前坊间的传闻，国家可能进一步放开一二线城市的豪宅市场。本来，豪宅就是富人的游戏，没有必要限制他们玩，能多缴税有什么不好呢？！     7、这波在中央政府直接指导下的房地产去库存新政，仍将继续下去，未来利好将会不断推出。最大的受益者，永远都是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即便很多措施看起来排除了一线城市，但也没有用。向阳花木易为春，一线城市的楼市永远最敏感，除非国家直接向它们出利空，才能让市场发生短期的向下波动。事实上，中国四个一线城市生活的人口，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澳大利亚，或者相当于加拿大的三分之二！

刘尚希：产权制度亟待纳入结构性改革整体框架

2016-02-01

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区域城乡结构等等。结构性问题从来都是整体性问题，事关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的新动力。 　　当前我国结构变迁进入一个深层次状态，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明显 　　结构性改革需要一种整体性思维，针对整体状况推进改革。借用中医学理念，就是基于整体、个性的辨证施治。结构性改革，既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治疗”，也不是有什么病治什么病的“辨病论治”，而是从整体把握问题（病症）产生、形成和演变趋势，抓住本质，并放到特定环境、条件下来辨证施治。结构性问题是整体性的，不是局部性的。结构性改革需要辩证思维。 　　从整体来看，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前，我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800美元。结构变迁就像人的成长，这个时候进入青年阶段，不仅仅身体在长，而且生理、心理、精神各方面都在成长变化，从单一长身体到人整体的成长。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对我国的影响与我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呈现出不对称性的变化。结构变迁随之进入一个深层次状态，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关联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人长大了，需要强壮的骨骼、成熟的心理和健全的精神来支撑。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如此。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到现阶段也变了，从追求规模转向更注重质量，从追求速度转向更注重效率，从物质财富积累转向精神文化积淀。这意味着我国的结构性改革进入了新阶段。不仅改革的目标不同了，改革的条件、路径也变了，改革的方式也要相应调整。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目标来看，当前的改革实质上是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更加凸显基于整体性的辨证施治，重塑国家治理结构。 　　供求关系的结构性扭曲非解决不可，富有新内涵的结构性改革再一次嵌入到我国结构变迁之中　　结构变迁进入新阶段，发展动力明显减弱了。这是为什么？从历史的角度和整体的视野来观察，其根源是结构性改革没有跟上，发展偏向于经济增长，改革偏向于政策替代，结构变迁所需的改革力量明显不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3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2008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已经暴露出结构变迁缓慢、结构性问题加剧、发展动力减弱等问题，但过于强大的政策刺激把这些都掩盖了，前期政策至今仍在消化，形成了“三期叠加”（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的格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的号角，确立了新的改革目标，明确了新的改革任务。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召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展开，富有新内涵的结构性改革再一次嵌入到我国结构变迁之中。但毋庸讳言，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也大大增加，改革空转打滑的现象也未能避免。这给基于整体发展，推动结构变迁的结构性改革平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改革打滑的风险明显增大了。 　　从我国当前经济运行来观察，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总量性矛盾，而是结构性脱节，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不匹配。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消费结构快速升级。而我国的供给结构却没能“与时俱进”，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与土木投资相关的生产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有色金属等等；而与消费相关的生产却是平庸凝滞，创新不足，精品不多，大量消费外流。当前消费外流规模达到1万亿人民币，若考虑教育消费、医疗服务消费、保健消费，则消费外流规模更为惊人。这说明经济运行中的供求关系出现严重的结构性扭曲。 　　对于这种结构性扭曲，靠“打针吃药”的常规宏观调控手段解决不了，而且有的就是政府自身造成的，如与投资相关的投资品产能过剩，必须是“伤筋动骨”的结构性改革。可惜的是，由于长期受“三驾马车”短期调控理论的误导，一直把重心放在短期刺激政策方面，而对基于整体的结构性改革认识不到位。当前经济中的扭曲，只是一个病症，病因在政府与市场、社会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治理结构有些问题，核心在政府治理不到位。这只有靠结构性改革才能解决。 　　提了多年的转方式、调结构，之所以成效不显著，就是结构性改革的力度不够。投资、金融、国资、财税、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主要靠部门在推动，没有纳入政府与市场、社会以及中央与地方这个国家治理结构当中来通盘考虑，顶层设计不到位，一些基础性制度问题没统一解决，而部门又解决不了，改革有时绕着走，导致经济中的病症不断加重。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超越经济思维，树立治理思维，将基础性制度问题纳入结构性改革整体框架之中 　　从经济增长到全面发展，新时期的结构变迁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也不只是经济建设，而是“五位一体”。这需要提升整体思维，超越经济思维，树立治理思维。结构性问题可能表现在各个领域，但成因却往往是跨领域的。这需要打破部门分工改革的传统格局，抓住一些基础性制度问题，从国家治理结构整体来考虑，加快结构性改革。 　　当前，至少有如下基础性制度问题迫切需要纳入结构性改革整体框架之中： 　　一是产权制度问题。这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长期受所有权与产权混淆不清的影响，我国产权制度改革长期被误导，要么认为是私有化，要么认为这不是个问题，无须改革。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国家，产权制度的构建任务十分艰巨。国企国资改革（包括国有金融资产）、生态文明建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产权关系、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科教文卫的微观基础构建、公益性投资的鼓励和保护、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如此等等，都与产权制度关联在一起。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交给任意一个部门都无法解决，竖立其上的各种体制问题任何部门也无法真正推进。 　　二是事业单位体制问题。事业单位不是经济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属于政府办的社会公益性组织。显然，这是政府与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这是我国特有的一个问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延续至今，其体制框架一直未变。当前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医疗卫生体制、文化体制等等，都是事业单位体制这一根藤上的果。这根藤是什么样子，这根藤上的果就是什么样子。当前，教科文卫体制改革艰难，难就难在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事业单位体制涉及上述体制的微观基础，也就是事业单位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定位。这关系到4000万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如何调动的问题，也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科教兴国、创新驱动、社会活力、民生改善都与此紧密关联。 　　三是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国，人多地广差异大，两个积极性一个不能缺。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其间也做过多次“放权-收权-放权”的调整。“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个原则从计划经济时期到现在一直未变。面对新的结构性改革——重塑国家治理结构，这个原则如何注入新的内涵，是一个基础性体制问题。由于国家与地方两个层面的治理难以界分，治理与管理都没有到位，不但导致行政效率难以提升，也使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难以理顺。如何调动地方、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是当前结构性改革面对的新课题。 　　四是市场、社会管理的制度基础设施。管理制度的有效性依赖于制度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好比一座城市的功能取决于城市地下管廊、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我国制定颁布的法律之所以不少在“睡觉”，原因即在于此。从“法制”到“法治”，制度基础设施是关键。如政府会计制度、政府资产负债表、中期预算、涉税信息系统、人口流动信息系统、征信系统、不动产登记系统、金融工具登记系统、企业及社会组织的登记系统等等，有的还没建立，已经有的也多是条块分割，没有联通，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相关法律、制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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